佘富勤:從天價律師費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律師制度的完善

我國是一個還沒有徹底完成脫貧任務的社會主義處級階段的國家,李克強總理在今年“兩會”結束后的記者會上坦誠,我國尚有6億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而1200萬元的“天價”律師費,一定是專為資產千億的王振華這樣大老板量身定做,也只能是為資產千億的這樣大老板量身定做,在1200萬元這樣的“天價”律師費的碾壓下,9歲女童的合法權益的保護無疑在拷問著律師的良心和制度,邁向市場化、私有化的律師制度,是否確實需要完善一下?

【本文為作者佘富勤向察網的獨家投稿】

佘富勤:從天價律師費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律師制度的完善

2020年6月17日,新城控股原董事長王振華涉嫌猥褻兒童案一審宣判,被告人王振華、周燕芬分別以猥褻兒童罪被判處有期徒刑5年和4年。判決作出后引發了社會的廣泛關注,而據說價格為1200萬元的“天價”律師費,自然也引發了人們對目前律師制度的反思。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律師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最根本的區別,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首先是社會主義而不是什么其他主義。”】

而社會主義的根本特征就是堅持公有制的,而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表現在律師制度上,就是應當堅持國資律師事務所的主體地位,而不只是徹底消滅國資律師事務所或變相讓國資律師事務所名存實亡。我國現行《律師法》第二十條明確規定:國家出資設立的律師事務所,依法自主開展律師業務,以該律師事務所的全部資產對其債務承擔責任。從法律上確認和肯定了國資律師事務所的法律地位,然而在全國各地的具體實際操作和落實過程中,大部分國資所被改制,國資所的性質不復存在,即使個別地方掛著國資所的名字,實際運作也是名存實亡,就連一些國家級貧困縣,國資律師所也被改革,國資所基本上處于名存實亡的境地。

本人認為,之所以發生和出現國資所癱瘓和名存實亡的境地,主要還是在指導思想上受某些西方思潮的影響和左右,乃至主流思潮認為,國資律師事務所不合時代潮流,其實所謂的時代潮流就是向世界資本主義國家看齊,把律師和律師服務完全推向市場,所謂的市場化就是私有化和自由化,律師服務的收費當然也完全市場化。在此背景下天價的律師費的出現,當然也不足為奇了。資本化的法律服務市場,集團化公司化的律師集團不斷出現,惡性競爭乃至出現壟斷局面,其實也是自由競爭下市場規律的必然產物。而巨額資本運作和重量級人物站臺下的法律服務市場,特別是在最體現公平和正義的刑事辯護中,出現律師集團和法官的博弈在所難免,而博弈在巨額金錢財富的驅使下,法律的博弈其實只是一種表面現象,法律之外的博弈其實一定更激烈,說是你死我活的斗爭其實也并不為過,不受節制的資本力量,在世界各地老牌資本主義的表演還不夠淋漓盡致嗎?天價的律師費下,多少黑白被顛倒,多少民意被強奸,多少生命被忽略?天價的律師費下,法庭變成了辯論技巧的競技場;天價律師費下,法官堅守正義有多難,天價律師費下,窮人如何能維護自己所為的人權?天價律師費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有鬼才會相信。

我國傳統社會只有為人代寫訴狀的“訟師”為衙門所討嫌,民間不少人也將“訟師“直接稱為“訟棍”,從稱呼上可以看出其社會定位?,F代意義上的律師制度自清末從西方引進,民國年間有出現了施洋、沈鈞儒等大律師,但總體來講律師制度屬于起步階段。

新中國成立后的五十年代,我國也建立了社會主義性質的律師制度,新中國的律師的定位不再是靠打官司謀生的社會自由執業者,新中國的律師在政治上與行使審判權的審判員、行使檢察權的檢察員、行使偵查權的偵查員具有平等的政治地位,他們是國家財政供養的法律工作者,他們不需要向審判員、檢察員、偵查員低頭哈腰,更不需要為了正常履行職務行為而行賄,審判員、檢察員、偵查員也不想利用國家身份向律師索賄,律師與審判員、檢察員、偵查員可以作為政法干部自由流動,他們是真正的法律職業共同體。

八十年代,各級政府成立了法律顧問處,而后過渡到律師所,其實也是恢復了五十年代的律師制度,國家也制定了專門的《律師法》,再次將律師定為為“國家法律工作者”。

本人認為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是律師的黃金時期。那個時代的律師沒有生存的壓力,更沒有惡性競爭,也無需為打贏官司向公檢法低頭,大家都是從事一樣的“革命工作”。沒有收入的差距,也沒有高低貴賤之分。

自從九十年代全社會市場化的浪潮襲來以后,不少律師出于發財的目的,力主走市場化、私有化道路,整個社會也向市場化、私有化一路高歌,最后的律師法大修之后,律師由原來的國家法律工作者變成了依法執業的自由職業者,國資律師事務所也逐步凋零衰落,直至今天名存實亡。

市場化、私有化的律師制度,讓不少律師錢包鼓起來,野心也漲起來,他們開始幻想走西方的法治道路,錢包鼓起來的大牌律師參政的欲望愈來愈強,他們與體制內的法律人以及一些西化的大牌法律學者遙相呼應 ,以致被人們稱之為“法律黨”。

“法律黨”公開宣揚走“全盤西化的”法治道路,大有奪權推墻之勢。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主席扭正了這條全盤西化的法治邪路,走上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法治康莊大道。面對律師界以及法律服務市場的種種亂象,加強律師所的黨建被提上議事日程,作為監督律師的司法行政機關也掛出了律師界黨委的答復牌匾,試圖通過加強黨建來匡正律師界的種種亂象。本人以為,這些措施不能說不起作用,但要治理律師界亂象,這只是揚湯止沸而不是釜底抽薪。戴著黨徽的腐敗分子還少嗎?在黨旗下舉了舉右手就等于思想上入黨嗎?

不能否認律師制度在走上市場化、私有化的道路之后律師對整個社會的作用,但自從律師制度在走上市場化、私有化的道路之后的各種負面情況不能不令人擔憂。哪一個司法腐敗的案件之后沒有掮客律師的影子?沒有國家做后盾的律師,哪個沒有受過窩囊氣?社會上活埋律師的案件不是沒有發生過,遇到不依法主持庭審的法官,哪個律師不是“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有幾個律師甘心情愿把自己從當事人腰包掏出的錢送給掌握公權力的辦案的人員?律師在社會上,除了掙一點受氣錢之外,一旦合法權益受損,哪個維護律師權益的律協所發出的呼聲,又有多少領導真正愿意關注?市場化、私有化道路上的律師,其實也很可憐和可悲,一旦律師連自身合法權益也無法保護,還能依靠律師來維護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嗎?

隨著法治進程的加快,法治政府的建設越來越重要,為各級黨委政府提供法律服務的公職律師呼之欲出,然而據本人了解,除廣東建立了公職律師事務所外,其他地方的公職律師都是游兵散勇,并沒有整體發揮作用成為各級黨委政府提供法律服務的主力軍,而為各級黨委政府提供法律服務的主力軍依然是外聘的律師團,這些外聘的律師團政治上是否可靠姑且不論,立場上也沒有真正和黨委政府一致,要知道外聘的律師團畢竟是短期的雇傭軍,“無恒產者無恒心”是社會規律。盡管能當上黨委政府法律顧問的律師團,除了綜合實力不錯外,還一定得到了領導的個人認可,黨委政府為此支出的費用其實也應當是不小的數字。

隨著防止冤假錯案機制的建立,刑事案件的辯護律師的全覆蓋也開始實施,這些全覆蓋的刑事辯護律師當然是來自法律援助中心或國家出資聘請的社會律師。綜合公職律師的工資、為各級黨委政府提供法律服務外聘律師團的費用、為實施刑事辯護律師全覆蓋所支出的費用,國家總體支出的法律服務費其實并不比專門建立起一支自己的“國家隊律師”省錢,因此本人建議,對現行的律師法律制度進行全面修改,建立起一支信得過、召之即來揮之即去“國家隊律師”非常必要。

為此本人建議,重建八十年代以各個行政區劃建立起來的各級政府律師事務所,可以在地方區劃名稱之后加一個“國家法律服務中心”。由該中心承擔該行政區域所有黨委政府法律事務,包括為同級黨委政府提供法律服務、辦理法律援助事務、辦理所有刑事辯護事務,所有刑事辯護業務必須有“國家法律服務中心”律師參加辯護,以從國家層面保障人權和防止冤假錯案發生,當事人自行再另外聘請社會律師參與刑事辯護也是應當允許的。

“國家法律服務中心”除法律援助的事務外,原則上禁止辦理其他國家事務之外的案件。這些“國家法律服務中心”的律師,他們應當享受和員額法官、檢察官同等的待遇。他們是國家律師隊,對待這樣的國家律師隊,法官、檢察官也不再會羨慕律師的收入高,也不再高高在上動不動發脾氣隨意打斷律師的發言,法律職業共同體在一個起跑線上的構建不再是奢望,法官、檢察官、警官受賄和律師行賄的現象一定會大大減少,市場化、私有化律師隊伍對司法公正的沖擊一定會大大減低,完全以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為目的區別于資本主義國家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律師制度才會大放光彩。

我國是一個還沒有徹底完成脫貧任務的社會主義處級階段的國家,李克強總理在今年“兩會”結束后的記者會上坦誠,我國尚有6億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而1200萬元的“天價”律師費,一定是專為資產千億的王振華這樣大老板量身定做,也只能是為資產千億的這樣大老板量身定做,在1200萬元這樣的“天價”律師費的碾壓下,9歲女童的合法權益的保護無疑在拷問著律師的良心和制度,邁向市場化、私有化的律師制度,是否確實需要完善一下?

【佘富勤,大同市政協委員,廣靈縣政協常委,司法局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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