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其武:《古田會議決議》之尋根溯源

這是中國歷史上不曾有過的軍隊。古田會議決議,不僅在紅四軍實行了,而且其他各紅軍部隊也先后參照來做,從而大大加快了紅軍建設的進程,很快把以農民為成分的軍隊建設成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這才是真正的偉大創新?!皩じ菰础惫盘飼h歷史,重溫古田會議決議,學習古田會議精神,對于今天實現強軍目標仍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本文為作者張其武向察網的獨家投稿】

張其武:《古田會議決議》之尋根溯源

《古田會議決議》全稱是《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這是90多年前毛澤東親手起草并在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上通過的決議。因為會議在福建省上杭縣古田村召開,史稱“古田會議”;會議上通過的決議案,史稱“古田會議決議”。古田會議,是我黨我軍的一座里程碑;古田會議決議,鑄就了我黨的黨魂和我軍的軍魂,從而使我黨我軍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從勝利走向勝利。

2014年10月31日,習近平親自提議在古田召開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也稱“新古田會議”,帶領與會人員“深入思考當初是從哪里出發的、為什么出發的”,就是尋根溯源,賡續血脈,傳承紅色基因,強固政治根基,指引人民軍隊重整行裝,從古田再出發,向強軍目標奮進。

筆者收藏有《古田會議決議》的最早版本,即1930年4月6日印刷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

張其武:《古田會議決議》之尋根溯源

張其武:《古田會議決議》之尋根溯源

張其武:《古田會議決議》之尋根溯源

張其武:《古田會議決議》之尋根溯源

據查,目前發現只有中國軍事博物館和古田會議紀念館藏有這個版本。筆者還有新中國成立前出版的《古田會議決議》的一些其它版本(見圖)。

張其武:《古田會議決議》之尋根溯源

張其武:《古田會議決議》之尋根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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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其武:《古田會議決議》之尋根溯源

張其武:《古田會議決議》之尋根溯源

張其武:《古田會議決議》之尋根溯源

張其武:《古田會議決議》之尋根溯源

根據已有的早期版本和有關資料,對《古田會議決議》尋根溯源,也是一個紅色文化收藏者的義務和責任。

朱毛會師與爭論

1928年4月,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保留下來的部隊及湘南起義的農民軍,到井岡山同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秋收起義部隊勝利會師。會師后,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同年6月改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陳毅任政治部主任。同年11月,根據黨中央的指示,紅四軍成立了前敵委員會,毛澤東為書記。同年12月,彭德懷、滕代遠率領湖南平江起義部隊紅五軍二千余人到達寧岡城,與紅四軍會師,進一步壯大了紅四軍的力量。會師后,紅四軍前委召開擴大會議,會議決定,為了統一指揮,紅五軍編為紅四軍第30團,彭德懷任紅四軍副軍長兼30團團長,滕代遠任紅四軍副黨代表。紅四軍在前委的領導下,連續打破了江西敵人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每次“進剿”。

紅四軍在不斷發展壯大的同時,在黨內和軍內也暴露出一些問題。當時紅四軍主要由地方農民武裝和國民黨軍隊分化出來的舊軍人兩部分組成,小私有制的狹隘觀念和舊軍人的習氣,在部隊中打下了很深的烙印。據統計,紅四軍的黨員中,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黨員占70%以上,不可避免地把非無產階級思想帶進黨內來。加上環境險惡,戰斗頻繁,傷亡較大,生活艱苦,部隊又得不到及時教育和整頓,因此,極端民主化、單純軍事觀點、流寇思想和軍閥主義等非無產階級思想也在紅四軍內滋生蔓延。在紅四軍前委領導層內,關于部隊建設和作戰等問題,也存在著重大分歧并經常發生激烈爭論。

其實在朱毛會師兩個多月時,朱毛之間就發生過嚴重分歧。1928年6月30日,湖南省委特派員杜修經到井岡山,向朱德、毛澤東傳達了湖南省委指示紅四軍向湖南出擊的命令。當時,井岡山紅軍前委是受中共湖南省委領導的。對這個錯誤的命令,毛澤東堅決抵制,朱德表示堅決執行,雙方都不能說服對方。于是,剛會師到一起兩個多月的兩支隊伍又分開了。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繼續堅守在井岡山,并且取得了“黃洋界上炮聲隆”的大捷,粉碎了敵人對井岡山的第四次“進剿”。朱德領導剛組建的紅軍第28、29兩個團向湖南出擊,卻遭遇了“八月失敗”,紅四軍參謀長兼28團團長王爾琢犧牲,29團幾乎被徹底葬送。毛澤東得知朱德部隊失利后,急忙率部隊下山把朱德的部隊接應回到了井岡山。毛澤東見到陳毅時說:

【“打仗就如下棋,下錯一著棋馬上就得輸,取得教訓就行了。”】

這時,陳毅開始逐漸認識到毛澤東主張的正確,他在營以上干部會上總結攻打郴州失敗的經驗教訓,報告了部隊失控的情況,也做了自我批評,心想朱德這次應該主動檢討才對,但朱德對此卻“根本就不作檢討”。這就意味著朱毛的爭論還要繼續下去。

在“八月失敗”的事件中,唯一得到好處的是28團1營營長林彪,他繼任了紅軍主力團28團的團長,從此他踏上了進入紅軍高級領導層的通道。

紅四軍為了開辟新的根據地,1929年1月,毛澤東主持召開了紅四軍和紅五軍前委聯席會議,會議決定:彭德懷率領的紅五軍已改編為紅四軍第30團和袁文才、王佐的紅四軍第32團留守井岡山;朱德、毛澤東率紅軍四軍主力3600多人下井岡山向贛南、閩西進軍,同年3月,經過長途跋涉和多次作戰勝利,紅四軍又開創了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這時,朱德對毛澤東提出的為了發展壯大紅軍和進行根據地建設,主力紅軍也要做艱苦細致的群眾工作的做法,尤其是對毛澤東為書記的前委掌握紅四軍一切權力的做法非常不滿。朱毛的爭論,盡管有時十分激烈,但終究是思想認識方面的問題。

劉安恭使爭論更加復雜

1929年初,劉安恭從蘇聯回國,4月份,中共中央指派劉安恭為特派員,前往紅四軍。劉安恭到紅四軍后,促發了朱毛之間關于紅軍領導方式的爭論,并且使朱毛爭論更加復雜和激烈起來。

在劉安恭到紅四軍之前,毛澤東是紅四軍前委書記,已成功地把紅四軍的領導權集中到了前委,由前委直接領導軍內各級黨委。劉安恭是四川永川人,與朱德、陳毅都是老鄉,和朱德同在川軍共過事,同時參加南昌起義。南昌起義失敗后,他和劉伯承、吳玉章等人同時派往蘇聯學習軍事。劉安恭一到紅四軍,很快與朱德的觀點達成一致。朱德親自提議,讓劉安恭擔任紅四軍軍委書記,兼任政治部主任。由于劉安恭是中央派來的,又是從蘇聯回來的,還見過斯大林,在軍事理論上很有一套,口才又很好,所以紅軍不少官兵對他很是推崇,加上朱德親自提名,以毛澤東為書記的前委通過并任命劉安恭為紅四軍臨時軍委書記兼政治部主任,這個職務是在前委之下、縱(隊)委之上。毛澤東本想通過這一任命,改善與劉安恭的關系,但劉安恭不領毛澤東的情,而與朱德、陳毅更談得來,關系更密切。劉安恭不了解中國紅軍發展的歷史和現狀,主張照搬蘇聯紅軍的做法,對紅四軍早已確定的且行之有效的規章制度,他總以蘇聯紅軍模式和標準批評個沒完沒了。有一次在前委會上,他說:

【“紅四軍的規章制度,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上沒有記載,一個字也對不上號,不合規范,土里土氣,農民意識太強,要統統廢除。而蘇聯紅軍是世界上第一流的軍隊,我們要完全徹底模仿,用他們‘一長制’建設中國紅軍……”】

這時,毛澤東再也忍不住了,嚴肅的說,腦袋長在自己肩上,文章要靠自己做。蘇聯紅軍的經驗要學習,但這種學習不是盲目的,必須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

劉安恭碰了釘子,十分不悅,斥責毛澤東:

【“你對馬列主義缺乏信仰,馬列著作就是要句句照辦!”】

此后,劉安恭對毛澤東的意見很大,還以中央特派員的名義主持臨時軍委會議并作出決定:前委只討論紅四軍的行動問題,不要管軍隊的其他事。毛澤東認為,作為下級黨委的臨時軍委,擅自決定并限制其上級黨委的職權,這種做法非常不正常,實際上是限制了黨對紅軍的領導。既然前委無法統一領導,毛澤東表示“我不能擔負這種不生不死的責任”,提出辭職,請求前委馬上調換書記。在1961年3月23日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曾回憶說:

【“那一批人以劉安恭為首,他和一些人剛剛來就要奪取軍權,軍隊就落到他們手里。”】

陳毅為了維護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勸毛澤東不要辭職,建議撤銷劉安恭臨時軍委書記和政治部主任職務,改任第二縱隊司令。這一建議,在白沙紅四軍前委擴大會議上以36票贊同、5票反對通過,并取消了臨時軍委。

劉安恭對失去職務十分惱火,幾乎天天都散布謬論,黨內爭論的各種問題仍然沒有解決,爭論的焦點是毛澤東領導的前委是否“管得太多,權力太集中”、“ 前委是不是書記專政”等。朱毛之爭在軍內公開化,各縱隊、支隊黨委普遍開展熱烈討論。這時,朱德支持劉安恭,劉安恭也稱朱德“是擁護中央指示的”。這場爭論的實質是軍隊要不要黨的領導的問題。

毛澤東的前委書記被陳毅取代

大家意見不統一,前委無法統一領導,毛澤東也就執意不肯收回辭職請求。這時,前委研究決定,陳毅代前委書記。

為了解決爭論,紅四軍于1929年6月22日在龍巖城公民小學召開了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陳毅主持會議,會上爭論得十分緊張激烈。陳毅擔心再爭論下去,紅四軍會嚴重分裂,盡力做協調工作,對不同意見“各打五十大板”。于是在紅四軍《七大決議案》中,尖銳地指出毛澤東有7項缺點:A.英雄主義;B.固執己見,過分自信;C.虛榮心重,不接受批評;D.在黨內用手段排除異己,慣用報復主義;E.對同志有成見;F.工作態度不好;G.小資產階級色彩深厚。因此,大會決定給予毛澤東嚴重警告處分。為了保持平衡,《決議案》也同樣羅列了朱德7條缺點,給予朱德書面警告處分,但明顯沒有毛澤東的處分重。在選舉前委書記時,毛澤東以一票之差落選,書記由陳毅以多數票當選。陳毅采取這種折中協調的辦法,不僅沒有求得紅四軍內部的團結,反而助長了錯誤思想的蔓延。

毛澤東表示接受“七大”決議,但他在會上最后發言,重申了自己的各項政治主張:

【“至于陳毅對我個人有許多批評,我現在不辯。如果對我有好處,我會考慮的,不正確的將來自然會證明是不正確。” 】

然而紅四軍的主力第一縱隊司令林彪等人卻表示,堅決不認同會議的選舉結果。為了不要因為自己繼續在紅四軍導致紅四軍分裂,毛澤東主動做了林彪的工作,并提出自己去閩西特委指導地方工作,這一要求獲得前委批準。

紅四軍的 “七大”,民主氣氛很濃,選掉了毛澤東的前委書記,陳毅取而代之。然而,這一決議違背了組織程序,因為毛澤東的前委書記這一職務是中共中央指定的。

1929年7月8日,毛澤東同蔡協民、譚震林、江華、曾志、賀子珍等人,離開了紅四軍軍部,由龍巖動身前往上杭蛟洋,代表前委出席并指導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江華在60年后曾回憶說:“那時我們一行人真的有點灰溜溜的樣子。”當時,好在林彪派了一個班護送和保衛他們。

在毛澤東離開紅四軍期間,還發生了“毛澤東訃告”的一個插曲。1929年10月下旬,毛澤東在轉福往上杭蘇家坡途中患病。國民黨媒體造謠說毛澤東已死于肺結核病。共產國際聽到毛澤東病逝的消息后,于1930年初在《國際新聞通訊》上專門補發1000多字的訃告。高度評價毛澤東為:

【“中國共產黨的奠基者,中國游擊隊的建立者和中國紅軍的締造者之一”,“是被稱之為朱毛紅軍的政治領袖”,“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名布爾什維克,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堅強戰士,毛澤東同志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

這則因誤傳而發的訃告,卻說明了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中國紅軍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不僅為國內而且也為共產國際所尊重。

朱德力圖挽回局面結果更糟

毛澤東離開紅四軍到閩西特委所在地上杭蛟洋去做地方工作和養病后,朱德、劉安恭和陳毅掌控紅四軍,思想認識比較一致,并想急于用勝利證明他們的正確。于是,他們決定率紅四軍向閩中出擊。陳毅以探望毛澤東病情的機會告知毛澤東,紅四軍決定將分兵出擊閩中。毛澤東得知后堅決反對,并與陳毅爭吵起來。陳毅說,我只是告知你這一決定,不是請你作決定,所以毛澤東的反對沒有起到任何作用,結果紅四軍在向閩中出擊中遭到嚴重損失。

他們沒有接受教訓,而又決定出擊廣東東江地區,幾次作戰又嚴重失敗。朱德自己計算的結果是兵力損失了三分之一,紅軍由出發時的6千多人銳減至4千左右,就連朱德視為“出色將領”的劉安恭本人也在戰斗中犧牲。朱德為此深感痛苦。

由于出擊閩中和冒進東江連吃敗仗,紅四軍實力大減,軍心渙散,許多人提出離開部隊到地方工作,特別是第一縱隊司令員林彪連續3次寫信給前委提出辭職。一時間,紅四軍陷入嚴重危機之中。

毛澤東到地方指導工作和養病,陳毅前往上海參加中央政治局召集的軍事會議,劉安恭在作戰中犧牲,紅四軍的重擔落在了朱德一個人身上。這時,朱德感到前所未有的疲倦和孤獨。為了統一思想,解決問題,克服危機,1929年9月下旬,任前委代理書記的朱德決定在上杭召開紅四軍第八次代表大會。會前許多代表已經從實戰中認識到毛澤東所堅持的原則和主張是正確的,感到紅四軍離不開毛澤東的領導,許多基層黨組織也提議,請毛澤東回來主持前委工作。朱德也感到力不從心,當即表示同意和支持,于是決定由郭化若、彭祜二人起草一封請毛澤東回來復職和出席“八大”會議的信。

毛澤東接信后,回信表示:紅四軍黨內是非問題不解決,不打倒敷衍調和、模棱兩可的“陳毅主義”,我不能回去。再者由于身體不好,就不去參加“八大”了。

紅四軍召開的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由于沒有領導核心,只能無組織地自由爭論,結果“八大”會議開了三天,沒有形成決議,也沒有解決任何問題。

大家感到沒有毛澤東這樣有力領導便失去了中心。會議上羅榮桓站起來說:

【“一定要請毛澤東來參加會。”】

林彪立即說:

【“我贊成。紅四軍不能沒有毛澤東。”】

朱德說:

【“是啊,朱毛,朱毛,朱不能離開毛,朱離開了毛就無法過冬了。”】

剛從中央調來不久的第二縱隊黨代表張恨秋,當場起草了一份“敦請書”,在會上念了,與會者皆贊同。朱德遂派人給毛澤東送去“敦請書”,要他馬上趕來開會。毛澤東接到信時,見大家言辭懇切,不顧瘧疾正在發作,便坐擔架趕到會上,但趕到時,“八大”會已開完。與會者見毛澤東渾身浮腫,病勢較重,便讓他繼續養病。

這時的朱德,更是盼望毛澤東和陳毅能早日歸來。

陳毅帶頭打倒“陳毅主義”

在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陳毅當選為前委書記。由于毛澤東的離開,紅四軍領導機關不健全,政治工作嚴重削弱,會后的軍事行動也屢受挫折。為了盡快結束紅四軍黨內的爭論,根據黨中央的指示,1929年8月,陳毅代表紅四軍前委取道廈門赴上海,向黨中央匯報紅四軍的工作。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專門聽取陳毅的匯報。出席會議的有總書記向忠發,政治局成員李立三、周恩來、項英、關向應,陳毅就紅四軍成立兩年來的革命斗爭、黨內無產階級思想和非無產階級思想的矛盾,尤其是紅四軍黨的七大和毛澤東離開部隊去閩西指導工作的情況,做了如實的匯報。政治局一致認為,紅四軍的經驗和問題極為重要,決定由李立三、周恩來、陳毅組成委員會,由負責軍事工作的周恩來召集,負責起草對紅四軍工作的指示文件。鑒于陳毅對紅四軍情況的熟悉,周恩來要求陳毅為中央起草這個文件。

陳毅受黨的信任和周恩來的重托,按照黨中央的指示,夜以繼日的起草中央給紅四軍的文件。陳毅為了起草好這份文件,查閱了毛澤東給中央的報告和信件,對毛澤東的主張有了更深的理解,所以在他起草的中央指示信中,有很多是毛澤東的觀點和主張,如文件中闡明的紅軍的三項基本任務:

【“一、發動群眾斗爭,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二、實行游擊戰爭,武裝農民,并擴大本身組織;三、擴大游擊區域及政治影響于全國。”】

這是毛澤東在紅四軍中已經實施的內容。陳毅在起草的文件中肯定了紅四軍在實現上述任務中取得的成績,其實也是對毛澤東的肯定,對自己的否定。指示信中還明確提出毛澤東同志“應仍為前委書記”,前委要維護朱德、毛澤東的領導。經過多個日夜的努力,陳毅終于起草完《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周恩來看過后,給予了高度稱贊,僅改動了兩個字。9月28日,中央政治局討論并通過了這個文件。這封指示信,就是中共黨史上著名的“九月來信”。

陳毅離開上海前,周恩來對他說:

【“解鈴還須系鈴人,七大上你的關鍵一票使毛澤東落選,中央要求你再去把他請回紅四軍,你不會介意吧?”】

陳毅說:

【“我不介意。請中央放心,我一定會把毛澤東請回紅四軍。”】

1929年10月22日,陳毅從上海經香港來到了廣東梅縣的松源,找到了紅四軍前委機關,拿出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給朱德看,并要請毛澤東回來主持前委工作。朱德表示完全贊同:

【“我服從中央的指示,不過你歡迎他回來,他是否愿意回來,還很難說。”】

陳毅說:

【“這個我負責。我相信,是可以把他請回來的。”】

朱德說:

【“毛澤東對你最不滿意,你知道嗎?你走后,9月底毛澤東在永定合溪養病期間,紅四軍在上杭召開的第八次代表大會,致信毛澤東請他務必到會。”】

朱德邊說邊從辦公桌抽屜中拿出毛澤東的信,信上寫道:

【“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嚴正督促工作。這是陳毅主義的眼中釘,陳毅要我做‘八邊美人四方討好’,我辦不到。紅四軍黨內是非不能解決,我不能隨便回來。再則身體不好,就不參加會了。”】

朱德待陳毅看完信,接著說:

【“前委覺得毛澤東態度有問題,給他‘黨內警告處分’,并要他馬上到會。毛澤東當時正患瘧疾,便由地方武裝護送坐擔架赴會,但趕到時會已開完。大家見他病得不輕,只好讓他繼續養病。”】

陳毅看了毛澤東這封“打倒陳毅主義”的信,不僅沒有絲毫的吃驚和不滿,反而是心悅誠服地接受毛澤東的批評,他說毛澤東要打倒的是陳毅主義,又不是打倒我陳毅本人。他首先在朱德和其他的領導同志面前,態度誠懇地承認和檢查自己的錯誤,并表示與大家一道來堅決打倒“陳毅主義”。

在到達前委機關駐地的當天,陳毅馬上派人把中央的“九月來信”和他寫的檢討自己錯誤的信,送給遠在閩西的毛澤東。陳毅還在幾次前委會上傳達中央“九月來信”精神,并提出:

【“我們要把毛澤東請回來,我向他承認錯誤。”】

陳毅坦蕩的胸懷,受到了大家的敬佩,他的建議也得到了大家的贊同和支持。盡管此時朱德的處境有些尷尬,但也被陳毅高度自覺的黨性和寬廣的心胸所感染,于是也十分誠懇地表示:

【“過去那些我收回,我們請他回來。”】

于是朱德和陳毅又聯名寫信給毛澤東,正式表達了悔意。尤其是陳毅,在信中誠懇表示:

【“我倆之間的爭論已得到正確的解決,七次大會我犯了錯誤,八次大會的插曲更是錯誤的,見信請即歸隊,我們派人來接。”】

面對朱德和陳毅誠懇的態度和認識,毛澤東在福建省委常委兼組織部長謝漢秋的陪同下,于11月26日到達長汀,久候在門口的朱德和陳毅迎上前去,一人抓住毛澤東一只手,緊緊地攥著,一向忠厚的朱德說:

【“潤之,中央來信了,你是對的。以前的意見我收回!”】

陳毅爽朗而坦誠的說:

【“潤之,我向你檢討。”】

毛澤東也表示歉意說:

【“我也不是什么都對呀!八大時因為身體不好,情緒不佳,說了一些傷感情的話。”】

頃刻間,三人盡釋前嫌,都把精力集中到紅四軍下一階段的工作和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召開的準備上。

毛澤東起草《古田會議決議》

為了進一步統一紅四軍黨內的思想,急需召開一次黨的代表大會。1929年11月28日,毛澤東在長汀主持召開了前委擴大會議。會議作出了三項決議:一是召開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二是用各種方法建立紅四軍的政治領導;三是糾正黨內各種錯誤傾向,掃除紅軍內部一些舊的封建殘余制度,廢止肉刑,禁止槍斃逃兵等。

為了開好紅四軍黨的九大,毛澤東全身心投入準備工作。12月3日,紅四軍開往連城新泉,毛澤東、朱德、陳毅一起住在望云草室。在這里,紅軍進行了10天的新泉整訓。朱德負責軍事整訓,陳毅負責政治整訓,毛澤東集中精力開展調查研究工作,籌備黨的九大會議。

為了了解部隊的真實情況,毛澤東冒著嚴寒深入各連隊召開座談會,與大家展開討論,無拘無束,暢所欲言。士兵座談會上,有人提到一個叫陳鐵民的副大隊長,三天兩頭打罵士兵,士兵給他起了個外號叫“鐵匠”,有的士兵受不了打罵,只好開小差回家。毛澤東抓住這些典型事例,與大家一起分析這些錯誤思想作風的根源和危害,研究糾正和解決的辦法。毛澤東還格外重視黨內的調查研究,每次召開各級黨組織書記、組織委員、宣傳委員會議和各級黨代表聯系會議,通過調查研究,實際上是為起草黨代會決議準備材料。同時,毛澤東還到新泉鄰村的報一公祠召開農民座談會,征求他們對紅軍的意見。

經過十多天的調查研究,毛澤東在搜集大量素材的基礎上,在望云草室的煤油燈下,分門別類的梳理,寫出綱目,起草紅四軍黨的九大的會議草案。

12月中旬,紅四軍進駐到上杭縣古田鎮。前委、政治部和司令部都在八甲村,4個縱隊分別駐防于賴坊、竹嶺、溪背、菜屋等村莊。在八甲村,毛澤東主持召開了各縱隊、支隊、部分大隊的黨代表和支隊以上的書記、組織委員、宣傳委員參加的聯席會議,進一步為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做準備。聯席會議之后,各縱隊、支隊、大隊召開黨委、支部大會,傳達聯席會議精神,并對本單位存在的問題做出初步檢查。

毛澤東的調查研究和召開各種會議的活動,這本身就是一次黨委集中指導下充分發揚民主的過程。毛澤東在充分調研和準備的基礎上,在黨委機關駐地“松萌堂”的燈光下整理資料,起草決議。有一次,油燈里的油燃燒完了,毛澤東讓秘書宋裕和從廚房里找來松枝做成火把,繼續寫作。突然,一絲火星濺到毛澤東的棉衣上,滋滋地冒起了煙,宋裕和忙不迭地將火星撲滅。毛澤東抬頭笑笑,又若無其事地伏案疾書,直到天亮。就這樣,毛澤東最后完成了《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的起草和修改工作,書寫了一篇偉大而不朽的巨著。

雪花篝火映照下的古田會議

1929年12月28日,天上紛紛揚揚地下起了大雪。雪花覆蓋了古田的山川和大地,也給彩眉嶺下的曙光小學披上了潔白的盛裝。一切準備就緒的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在古田曙光小學(原為廖氏宗祠)隆重開幕。

12月的閩西地區,朔風凜冽,雪花飛舞,隆冬的寒冷沁人心骨。為了驅寒,會場里燃起了數堆篝火,代表們圍火而坐。出席大會的代表120余人,大會秘書長陳毅主持會議。主席臺上方,懸掛著“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的會標。

這是紅軍發展歷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

陳毅首先傳達了中共中央的“九月來信”,并作了關于廢止肉刑和反對槍斃逃兵問題的專題發言。

朱德作了軍事報告,“從紅軍建軍一直談到目前”,全體代表受到了極大鼓舞。

毛澤東作了政治報告,他慷慨陳詞,條條是道,震人心魄,暖人心田,啟人心智。報告中間常常響起掌聲,經久不息。

古田會議在團結、民主的熱烈氣氛中開了兩天。全體代表熱烈討論了中央的指示信和毛澤東作的政治報告,并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式,總結了經驗教訓,統一了思想認識,一致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史稱古田會議決議)。

大會改選了前委,選出了毛澤東、朱德、陳毅、李任予、黃益善、羅榮桓、林彪、伍中豪、譚震林、宋裕和、田桂祥11人為前委委員,楊岳彬、熊壽祺、李長壽3人為后補委員,毛澤東由中央指定任前委書記。

至此,古田會議完成了全部議程,勝利閉幕!

《古田會議決議》的重要創新內容和啟示意義

古田會議認真總結了紅軍建軍以來的建軍建黨經驗,確立了人民軍隊建設的基本原則,規定了紅軍的性質、宗旨和任務,重申了黨對紅軍實行絕對領導,解決了如何把一支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軍隊建設成為新型人民軍隊的問題,是軍隊建設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

古田會議的核心思想和偉大創新,就思想建黨、政治建軍。這都體現在毛澤東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中。決議案有9個部分:一是糾正黨內非無產階級意識的不正確傾向問題;二是黨的組織問題;三是黨內教育問題;四是紅軍宣傳工作問題;五是士兵政治訓練問題;六是青年士兵的特種教育;七是廢止肉刑問題;八是優待傷兵問題;九是紅軍軍事系統與政治系統關系問題。其中的第一部分,收入1951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篇名改為《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是中國共產黨及領導的人民軍隊建設的綱領性文獻,其精神至今對黨的建設和軍隊建設都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古田會議決議》的主要創新內容有以下五項。

一是第一次以決議的形式,規定了紅軍的性質、宗旨和任務。決議指出,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必須堅決貫徹黨的綱領、路線、方針和政策,完全服務于人民革命斗爭、根據地建設和土地革命。紅軍必須同時擔負打仗、做群眾工作和籌款三大工作。這是區別于一切舊軍隊的根本標志之一。

二是第一次以決議的形式,確定了黨對紅軍實行絕對領導的原則。決議規定,紅軍中必須健全各級黨組織,實行政治委員制度,反對以任何借口削弱黨對紅軍的領導。

三是第一次以決議的形式,明確了紅軍中政治機關和政治工作的地位。決議提出,紅軍的政治機關和軍事機關在黨委的領導下平行執行各自擔負的工作,在沒有建立政權機關的地方,由政治部代替當地的政權機關工作等。

四是第一次以決議的形式,強調了紅軍內部必須加強思想政治教育。決議指出,對紅軍不斷進行馬克思主義和黨的正確路線教育,是克服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提高官兵素質和保證任務完成的中心環節。

五是第一次以決議的形式,制定了紅軍內外關系原則。決議強調,在紅軍內部堅持官兵平等、尊干愛兵;在軍民關系上,要尊重人民政權機關,嚴格執行“三大紀律”“ 六項注意”;在對敵工作上,消滅頑抗之敵,瓦解敵軍和優待俘虜。

從上述內容可以看出,這是中國歷史上不曾有過的軍隊。古田會議決議,不僅在紅四軍實行了,而且其他各紅軍部隊也先后參照來做,從而大大加快了紅軍建設的進程,很快把以農民為成分的軍隊建設成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這才是真正的偉大創新。

“尋根溯源”古田會議歷史,重溫古田會議決議,學習古田會議精神,對于今天實現強軍目標仍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啟示之一:堅持黨的領導,是人民軍隊建設之“魂”。紅四軍的實踐證明,凡是堅持黨的領導,部隊就能勝利和發展,反之,部隊就會受挫折和失敗。因此,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人民軍隊都要堅持黨的領導,決不能動搖。在當前國際形勢變化莫測,國內矛盾復雜凸顯的形勢下,更要鑄牢黨對軍隊絕對領導這一“軍魂”,才能保證強軍目標正確的政治方向。

啟示之二:堅持立黨為公,是人民軍隊建設之“基”。從紅四軍幾位領導在古田會議之前的爭論看,有時很激烈,甚至辭職下臺,但他們都是為部隊建設、作戰方式、工作內容和方法而爭論,都是出于公心,沒有私利。一旦統一了思想認識,便又能緊密團結在生死考驗面前、患難與共,即使在爭論中扮演不光彩角色的劉安恭為革命獻身戰場。在實現強軍目標中,只要堅持立黨為公,一心為民,軍隊就能經受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和考驗,確保“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

啟示之三:堅持群眾路線,是人民軍隊建設之“根”。古田會議強調根據地建設,大力開展群眾工作,把做好群眾工作作為紅軍的“三大任務”之一。因此,才有紅軍的發展壯大。這是人民軍隊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人民軍隊在抗擊疫情、抗震救災、抗洪搶險等戰斗中出色表現,成為人民群眾心目中“新時代最可愛的人”,這就是古田會議精神在新時代的繼承和發揚。

【張其武,著名毛澤東研究專家,紅色收藏家,現任國家移民管理局駐三江縣扶貧顧問,原公安部邊防管理局政治部副主任,武警大校警銜。1957年2月出生,河南息縣人,中共黨員,在職碩士研究生,曾參加過1979年2月對越自衛還擊作戰,時任排長,帶領全排出色完成作戰任務,榮立集體三等功;參加香港回歸安保工作,榮立個人三等功;參加汶川抗震救災,榮立個人三等功,并獲公安部汶川抗震救災先進個人榮譽稱號。曾任社會兼職:中國毛澤東軍事思想學會會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管理學會統籌研究會理事,中國收藏學術研究會會員,全國公安文聯會員,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人文研究所特邀高級研究員,原武警學院(現警察大學)兼職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原公安邊防部隊文聯副主席兼秘書長,原《中國邊防警察》雜志編委、副總編輯、編委會主任,《人民日報》特邀記者等,曾在《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中國青年報》、《經濟日報》、《法制日報》、《人民公安報》,《半月談》、《解放軍政治工作》、《政治指導員》、《中國邊防警察》、《黨風》、《作品》、《收藏》等報刊發表文章百余篇,編著政治教材、理論研究、文學作品等書籍十多本,多次參加全國、全軍學術研討會,在省、市和全國多次獲獎?!?/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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